大家发现没有，在国产剧里，“穷人”住在市中心，那里有精装的公寓；而且他们还在吃自嗨锅，甚至竟然还是独栋别墅，请问，这还是“穷人”吗？
比如，《生活家》里的主角月租6000元的上海两室一厅，《我的真朋友》中一顿晚餐60元，《甜蜜暴击》里更是直接住进深圳市中心的独栋别墅。
这些情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极为巨大。
2024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41314元而已，而一线城市合租单间的均价却超过了3000元。
而在现实当中，泡面以及打折菜才是真实拮据状况的一个缩影。要知道，在农村，很多老人一年的生活费才几百元。而城市里的贫困户，辛辛苦苦一个月，不过才挣两三千元。
那么，这些编剧是真的“何不食肉糜”吗？
其实，编剧宣称要刻画“底层挣扎”，但是却让角色享受起了中产生活，形成了一种“薛定谔的穷”——他们既穷得需要时不时地去蹭超市试吃，而且还富得能够非常轻松地支付高额的房租。
这种失真叙事，恐怕不只是创作者的懒惰，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创作者的阶层隔离是这种现象的重要根源。
多数编剧出身于中产及以上阶层，王传君曾经称“银行卡里仅仅只剩100万的时候，内心便开始发慌”，这与真正的贫困状况（比如月薪仅有3000元，医疗费用就足以压垮一个家庭）完全相互脱离。
其二，影视工业的浮华滤镜也加剧了这一问题。
资本一般而言更倾向于那些光鲜且夺目之场景，不过穷人却居住在简陋的毛胚房之中，身着破旧之衣物。此种情形被称作“欠缺美感”，于是，为了演下去，他们竟也只能无奈地演化成了所谓的“精致穷”。
其三，消费主义的叙事绑架，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广告植入方面的妥协，使得角色需要用名牌手机，而且需要喝星巴克，不然就无法吸引品牌赞助。而“贫穷浪漫化”这种流量密码，更是让观众深深地沉迷其中。观众喜欢看“逆袭爽文”，所以穷人被包装成了“暂时落魄的潜力股”，比如《欢乐颂》中樊胜美背着名牌包却在哭穷。
其四，社会焦虑的转移与美化，这确实是一大原因。
创作者规避真实矛盾，比如外卖员猝死、流水线工人职业病等那些真正的贫困议题，其风险较大，却用“伪贫困”来营造安全话题。剧中穷人借助小聪明去处理问题，这意味着“穷是由于不够机灵”，而不是结构性问题。
这种失真叙事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代价。
它扭曲了公众的认知，年轻人误以为“月薪5000住豪宅”是一种常态，这加剧了消费攀比，甚至通过网贷来购买轻奢产品。
它还弱化了精英阶层的共情能力，类似田北辰曾经认为“穷人因为懒所以才穷”，而且直到他亲身去体验了清洁工的生活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文化批判因此而失去效用，本应当去反映社会问题的影视剧，却变成了“阶层鸡汤”。比如说《安家》里母亲张口就索要100万，不过却没有对于重男轻女现象的深入反思。
这种失真贫困叙事弊远大于利。
它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分裂，造成了银幕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更让底层观众稍感被触犯。
文艺作品的使命本来就应该去反映时代，可它却用虚假的叙述，把矛盾给藏起来了。这种做法，真的让人特别失落。其实文艺作品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反映出社会的真实样子，不能躲避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国产剧遍地的“精致穷”已经大行其道。这种失真既是创作者的失职，也是社会认知危机的缩影。
我们需要推动行业下沉，比如说建立编剧采风的这种制度，与此同时鼓励现实题材的创作。不然的话，国产剧将会彻底地沦为那种“空中楼阁”一般的存在。
当荧幕上的“穷人”都需要卡里剩100万才能登场时，我们是否正在失去讲述真实苦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