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清明档”呈现出了一个趋势，三部电影都集中聚焦了边缘群体：张艺兴在《不说话的爱》中扮演听障人士，赵丽颖在《向阳·花》扮演出狱“更生人士”，肖央在《阳光照耀青春里》扮演精神障碍者。三部影片选取的现实题材，都让它们颇具社会意义。
其中《阳光照耀青春里》是较为特别的一部。尽管本片在票房表现上不佳（目前仅有500多万），但被不少小众影迷视为“清明档”的遗珠，甚至被部分观众称为中国版的《飞越疯人院》。
导演曾海若。
《阳光照耀青春里》的诞生源于导演曾海若长达七年的剧本打磨与医院实地调研，每一帧意象都浸染着真实病例的肌理；它拒绝类型化的爽感叙事，转而以跳跃的节奏与繁复的隐喻，模拟被困在情绪孤岛中的心灵图景。
面对两极分化的口碑，曾海若对南都记者坦言本片确实是一部有些许门槛的电影，而票房困境似乎也印证了电影的主题——当短视频时代不断压缩观众的耐心，是否还有人愿意凝视那些被社会定义为"不正常"的孤独灵魂？
01
所有意象均取材于我在医院的真实见闻与感受
南都娱乐：你曾经在新闻中心当过编导，又拍摄过不少纪录片，都是侧重于记录现实的，而你的首部剧情片则是拍摄精神病人天马行空的世界，为何选择这一题材？过往的工作经验对你首部作品有何帮助？
曾海若：我在新闻中心当了五六年编导，那时就发现身边很多做电视的人都有抑郁症、焦虑症。当时"抑郁症"还算新鲜词，后来逐渐出现躁狂、躁郁等各种精神问题，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也有好友深受其苦。最初是一种很现实的感受——我发现身边的人，包括很多朋友的孩子，竟然在中学就开始出现各种精神、心理问题。这其实是个很大的社会话题，我一直想涉及这个题材。
2015到2017年间，经常看到关于"被精神病"的报道。当时讨论很多，比如被老板送进医院维权，或争家产被妻子送进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后，影响了一批人。由于曾经的工作经历，我一直关注这类题材。从纪录片创作经验来看，最大的帮助在于事实调研方面。做纪录片习惯挖掘真实，电影里几乎每个人物都有我调研过的现实人物的影子，也参考了很多当时的报道。
南都娱乐：影片中那个叫“青春里”的精神病院是个“圆形监狱”的建筑结构，醒目的视觉符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哲学家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你个人是否受到过他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福柯。
曾海若：没到那种程度。具体来说，“圆形”更像是精神病人的日常行走模式。不论是长形还是圆形楼道，患者都没有真正目的地，只是被困在往返路线上。关键还是我们主题中关于时间的设定——圆形建筑在片中类似钟表，每个绕行的人都是指针。这种循环意象其实源于实地调研：我走访多家医院发现，休息时间总有大量病人在楼道、操场等环形空间反复行走。这个场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总是匆忙走向某个点再折返，因此，我们设计了圆形建筑。这种结构营造出循环往复的时间感，仿佛行走既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
南都娱乐：为什么把一家精神病院改名为“青春里”？
曾海若：每次从医院调研出来时，我总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里更像特殊教育学校。这里的人既不需要谋生，也没有社会职务。无论是局长、小贩还是农民，进入医院后都只剩下最基础的身份。与普通医院不同之处在于，普通医院的病人痊愈后就会离开，生病期间仍保有社会身份；但精神病院会完全剥离社会身份，你只是某个病症的患者，这让我联想到学生或孩童。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充满童真特质：相对天真坦诚，擅长幻想，被困在独立的时间维度中。即便面对一小片荒地，他们也能想象成草原或化身动物。因此，我决定用"青春"来命名这所医院——这个既承载年龄特征又具有时间感知的名字。
南都娱乐：除了“圆形监狱”，影片中还有小矮人、森林、树木、钟表等意象，每个意象都有明确的所指，你在构建这套象征系统时，是否担心模拟出来的精神病人视角太过理性了，反而出现失真？
曾海若：首先，关于作品的核心表达，我们在选择拍摄对象时就有所考量。影片并非旨在全面呈现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而是聚焦于那些具备相对清醒意识却难以融入社会、因而长期住院的患者群体。
片中出现的小矮人、森林、钟表等意象主要源自真实病例及个人观察。例如树木意象，源于某位自认是树的患者，他会长时间保持站立姿态；外星人元素则来自将外星生物视为挚友的病例。关于钟表的概念，源于患者对时间的感知与外界存在显著差异。我希望展现个体如何被情绪困境——不论是思念、仇恨或愤怒——所禁锢，这些情绪困局本身也构成了独特的时间概念，正如医院环境对患者的时间禁锢。所有意象均取材于我在医院的真实见闻与感受。
02
这部电影确实考验了观众注意力
南都娱乐：影片中探讨了“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界，你眼中“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是什么？
曾海若：正常和不正常其实有很多层意思。首先，正常意味着遵守社会公约与规则，尊重普遍共识。简言之，顺应共识即被视作正常，反之则被归为异常。但从精神医学角度看，自知力是关键差异点。例如常人在决策时虽会陷入多重心声的纠结，却能清醒认知这些声音皆源自自我意识；而精神障碍者真会觉得是别人在跟自己说话，甚至觉得有外星人操控自己。
再比如，诗人看到一棵树，会想象自己成为树，感受阳光，从而写出诗意的语言；而不正常的人会真的认为自己是一棵树，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因此，越接近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人显得越感性；越远离界限，则显得越疯狂。自知力的界限大致如此。
从更宽泛的角度看，生活幸福最重要。如果你的体验美好且幸福，这就是正常；如果过得痛苦，自我施压、焦虑，浪费了美好生活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不正常。
南都娱乐：男主角何立为（肖央 饰）起初否认自己是精神病人，但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时，他意识到自己有病，甚至积极配合治疗。不正常的人意识到自己不正常，那他算正常了吗？
曾海若：对，当他开始有一定认知时，至少跨出了很大一步。但他并不够稳定，何立为当时也是受巨大刺激后，才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这本质上是应激反应。在精神分裂中，他从强烈的自我肯定变为强烈的自我否定，那一刻他处于巨大的自我否定中。虽然接受了，但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强烈否定，所以状态仍不稳定。并非察觉到就结束了，因为可能过度判断或否定自己，这也很不好。他需要药物和医院治疗来稳定。当他能清醒认识到幻觉只是脑中的声音时就可以了。
南都娱乐：我留意到电影里有着多次视角的切换，是否担心视角的不统一，会提高观众的观影门槛？
曾海若：创作和拍摄时没有强烈感觉，但现在的票房体现出观看门槛。如果要降低门槛，只需简单聚焦合理维权，表现维权困难直至成功。这是标准类型片写法，但我们不满足。我们不完全想表达维权，而是想更多表现精神病人作为人的权利。主角在精神病院遇到许多病人，他们互相治愈，这些病人也代表着主体。拍摄中我们确实关注到许多病例，可能显得线索过多，但本质上这些精神病人视角可视为对何立为的补充——比如洪兆庆（陈明昊 饰），他代表何立为的反面。所谓反面并非对立，而是何立为可能成为的另一种状态：拒绝沟通，为自我保护而封闭。何立为则主张打破界限，争取权利，即使身处困境也要活得有尊严。洪兆庆的线索本身也是在阐释何立为。只是两小时的电影容纳这么多元素，确实考验观众注意力。
03
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有独特的流逝方式
南都娱乐：很多观众认为本片是中国版的《飞越疯人院》，你怎么评价？
曾海若：这是个误解。首先，这部影片远没有《飞越疯人院》伟大，几乎没有可比性，《飞越疯人院》是真正的高峰。其次，《飞越疯人院》的主题是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而我们的主题是人内心的成长，以及争取权利的重要性——说白了就是"不放弃"。虽然某些情节相似，但这是题材决定的。
南都娱乐：有部分观众批评这部电影的节奏很混乱，还有叙事上很跳跃和细碎，这是否也是在模拟精神病人的视角？
曾海若：这是个很好的哲学解释。创作者确实模拟了精神病人的状态，整部电影都像处在精神病状态中。但我不觉得影片杂乱跳跃，它始终围绕我想表达的主题。不过这不是一部轻松的电影，需要专注体会其中的联系，而不是直接降低观看难度、把各条线连起来，可能需要思考拼凑。很多观众二刷时会发现，答案和暗示其实都在前面，只是第一次看不容易发现。这确实影响了票房，相当于拒绝了很多观众。但从另一方面看，喜欢的人会觉得过瘾。
南都娱乐：影片中有一段《心恋》的舞蹈戏，这首歌也是电影推广曲，为何选择它？
曾海若：这首歌不是我选的。拍摄时大家觉得中秋节除了爆米花，应该有个狂欢的过渡段落。肖央提议跳舞，于是7号病室的演员们开始排练，那是个纯即兴的段落。
选择《心恋》是因为：第一，它很符合复古怀旧的影片调性，这些角色都是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人，对这首歌熟悉很正常；第二，这首歌本身有特殊含义，影片前半段每个人都显得孤立，后来才相互联系。所以，这首歌更多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南都娱乐：这部电影故事的时间跨度有14年，但角色形象变化不大，是否象征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有独特的流逝方式？
曾海若：没错，你看得很准，这也是我们讨论过的。其实很少有观众注意到这一点——离开精神病院的人老得快，比如方宁（国义骞 饰）搬出去前后差别很大。而在医院里，大家老得慢，时间流逝很缓慢，有点像在另一个星球。当然，这只是寓言式的表达，观众一般不会太注意人物容貌的变化。虽然有变化，但确实不大，在我的设定里，这些角色的变化就是很小。
何立为离开医院时，其他人还在医院里，这也是一种寓言——他们只是头发白了点，而这14年恰恰是他们相对年轻的阶段。
04
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偏向于高敏感人群
南都娱乐：这部电影的评价两极分化挺严重的。很多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似乎都代入到某些具体处境，从而产生移情。你觉得喜爱这部电影的观众画像是怎样的？
曾海若：当然，电影不应该拒绝任何人，谁都有权利看。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应该都有一定的影视鉴赏基础，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独立思考，不会简单否定事物，对问题和自己看到的东西持敞开的态度。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对生活总体很敏感，这种敏感自然也包括心理上可能曾有过或多或少的问题，可能遭受过情感、工作或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挫折，所以他们对电影表现的东西会有同感。但这并不是说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就没有这些特点。这是个很神秘的研究领域。但总体来说，我接触到的喜欢这部影片的人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不会因为电影不取悦你、不符合便利的观看需求就生气。
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市场，尤其是做商业类型片的人，都在拼命想观众喜欢什么，但观众类型实在太多。可以肯定的是，观众会越来越不接受挑战自己观影体验的东西。可能是短视频越来越多，大家的耐心变少了，会觉得花费两个多小时看一个不那么舒服、不怎么得劲、跟自己观影习惯不一致的东西，就会排斥。
南都娱乐：那在路演期间，观众给到你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反馈？
曾海若：路演时很多反馈让我既感动又意外。来看路演的人本身就对影片有好感，很多人观看时都代入其中。我有个20多年没见的律师朋友，专程从重庆赶来看。当时我很忐忑，因为他接触过很多社会阴暗面和悲惨人生，自己也被这些事困扰。但他说非常感动，还写了长篇评论。这样的观众很多，比如有大学生看后当场痛哭，因为他们也深陷心理困境——这不是爽片能表现的。爽片只告诉你摆脱困境有多痛快，而这部电影是和观众一起面对痛苦，重现那些难受的回忆，体验感很强。排斥这种体验的观众可能不容易看懂。在和观众交流时，我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代入感。这种沉浸式的共情，正是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
南都娱乐：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部电影的观众都偏向于高敏感人群（HSP）对吧？这一代人普遍都对很多事情很敏感，这种敏感的特质是时代的进步，还是一种退步？
曾海若：是的，他们总体比较敏感，但这只是时代的特点。我不知道对时代而言是进步还是退步，但对人来说，这至少是自身的进步——更尊重自己，更关心内心感受，而不是忍受或麻木。敏感让他们懂得宣泄，对苦难、孤独甚至他人更开放，不会因自闭症或强迫症视人为怪胎。从这个角度说，这绝对是进步，但我不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生活中影响太多，我们必须内心强大，在敏感的同时保护自己，坚强地接受阳光。这也是电影的主题。
作为导演，这部电影现在也处于类似状态，快被现实市场打懵了。想做不同的东西，但市场宽容度很低。其实不只电影市场，各行各业、日常关系中，想表达不同都很难。所以我觉得应该践行主题：把困境当作机会和养料，相信永远有阳光，这些养料会助你成长。即使票房不好，我们也有机会讲出困惑，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电影。从这个角度看，这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好事。
南都娱乐：本片的小众题材确实影响了票房表现，如果给你机会重拍，会不会为了市场做出妥协？
曾海若：我做这部影片时并不觉得是小众题材，因为影片不是纯粹拍精神病人，而是拍被内心和外围困住的人，其中包括精神病人。如果重拍，我可能会想如何更简洁地表达主题，肯定会调整。但这部电影是七年前写的剧本，这些年我有了更多生活体验，电影本身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如果能以现在的状态重写，肯定和年轻时不同，能更好地平衡表达与呈现，让它更易理解。我相信随着技术和技巧的成熟，再拍肯定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