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曹盾+雷佳音，还有易烊千玺的串场“回归”，热播剧《长安的荔枝》一开播，就让人梦回6年前那部拿下8.1高分的国产剧《长安十二时辰》。
作为“姐妹篇”，《长安的荔枝》在一众书粉、剧粉和观众的期待下，于今夏荔枝时节开播。然而，直到大结局，豆瓣评分也只得6.9的水平，且观众评价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关于剧情节奏“注水”、进度拖沓、布景穿帮等吐槽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主演之一的那尔那茜“高考材料造假”的争议一锤定音，场外风波不可避免地笼罩着剧集本身。多重因素交织，让这部改编之作一经亮相便置身于话题中心。
《长安的荔枝》豆瓣评分只有6.9
热度与争议之下，愈加需要冷静审视这部热播剧及其所引发的思考。
同名原著《长安的荔枝》，是马伯庸用11天时间完成的7万字中篇小说，作为擅长以小人物命运编织宏大历史故事的小说家，马伯庸的现代视角和对小人物的共情悲悯是其近年受到文学界及市场和观众认可之处。
原著《长安的荔枝》封面
《长安的荔枝》中，“大唐盛世”下的朝堂小吏李善德勇闯岭南运荔枝的故事，正是“职场打工人”完成艰巨KPI的生存写照。主线之外，剧中对于高官与黎民的刻画，更是将个体反抗的主题推向高潮。无论是市井小民的狡黠与智慧，还是朝堂之上的权谋与算计，都让人不禁思考个体在复杂社会中的生存之道。
“不可能任务”
上林署监事李善德，“九品芝麻官”，在同僚算计下成为“荔枝使”，被迫接下为贵妃运送新鲜岭南荔枝到长安的任务。
荔枝，为岭南佳果，但“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日色香味尽去”。
在千年之前，要将荔枝运送去5000余里之外的长安，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荔枝保鲜只是李善德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此外还有，人口不足、物资匮乏、交通运输、官场掣肘等等一系列问题，其中，让他更寸步难行的，是来自官场本身的阻碍——岭南刺史何有光和掌书赵辛民对他处处算计，都让他举步维艰。
《长安的荔枝》剧照
就剧情本身而言，将岭南鲜荔枝运抵长安的任务充满了荒诞，正如剧中岭南刺史何有光所吐槽的那样：天下间有哪个蠢蛋，能想出往长安运鲜荔枝的主意？
然而，这种荒诞与不可能的背后却恰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问题。根据设定，《长安的荔枝》的故事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表面看来，长安城依旧维持着盛世繁华的景象，但难掩其中的枯枝败絮：皇帝李隆基怠于政事，大权旁落至宰相杨国忠之手，杨国忠权倾朝野，大肆排除异己，致使庙堂陷入混乱，人人自危。
《长安的荔枝》剧照
这一点在剧集开篇便显露无遗。当“圣人”心血来潮下达运送鲜荔枝的旨意时，诏书如同烫手的山芋，被层层推诿——从司农寺转给上林署，又在上林署监事们心照不宣地互相踢皮球中，落在了不在现场的李善德头上。
每个人心知肚明，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没有人敢指出其中的荒诞本质。相反，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种“解决方案”：寻找一个替罪羊，将这块“山芋”抛给他。
除此之外，当李善德发现自己受骗后，刘署令翻脸无情；李善德到达岭南后，刺史从最开始的不信任到敷衍搪塞以及最后与常侍独揽功劳……剧中的种种细节，细致刻画了众人互相倾轧与形式主义的痼疾。
李善德
李善德的困境，恰恰反映了设定的背景之下众多小人物的处境，也清晰地映照出盛世光环下潜藏的深刻社会矛盾与制度危机。
卑微“打工人”
李善德身上有着基层小吏的普遍特质。作为上林署一名谨小慎微、恪尽职守的监事，在妻子离世后背负着养家糊口的沉重负担，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守着这份微末的差事，求得一份安稳。然而，运送鲜荔枝这道突如其来的诏令，将他彻底卷入暗流涌动的争斗当中。
作为一个在庞大机器中几无话语权的普通人，无奈接下这块烫手的山芋。为了求生，他夜以继日地反复计算从岭南到长安的路线、对比水运和陆运的微小差别、测试荔枝保鲜方法以确定“三日香变，四日味变”的极限、精确规划每一处驿站换乘的时间节点，甚至不得不动用自己仅有的、脆弱的人脉——种植荔枝的侗女阿僮和胡商苏谅，最终不惜抵押自己在归义坊的宅子以换取一个见右相的机会。
阿僮和李善德
这一路的挣扎也让李善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透支了身体，他长期奔波在外，致使许久未见的女儿与自己有所疏远，还因争夺驿站资源得罪同僚，因利益冲突与曾经相助的苏谅彻底决裂，内心始终承受着巨大的道德煎熬。
他倾尽所有的努力，在皇帝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整个体系庞大僵化的惯性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路的艰辛和困苦在上层勾心斗角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折磨他四个月之久的生死大事在别人眼里甚至比不上几颗荔枝，但他为了皇帝的意愿却牺牲了自己在世上所珍惜的一切。
当荔枝最终被成功送入长安，李善德并没有想象中死里逃生的喜悦，只有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对未来命运的恐惧。
荔枝成功送入长安后，李善德并没有想象中死里逃生的喜悦
李善德命运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小人物在庞大系统中无法主宰自我命运。即便他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也无法摆脱被操纵的“工具性”——他个体生命的重量、作为人的尊严，以及在这一路挣扎中付出的血汗乃至牺牲的人际关系，在无法对抗的冰冷而庞大的权力结构面前，终究被无情地异化和消解。
剧情解释了一种无法被回避的现实：像李善德一样普通的小人物的存在，不过是当时的系统中完成特定指令的“功能键”，抑或是维持运转的“螺丝钉”，一旦指令执行完毕，其“使用价值”便告终，随时可以被抛弃，被替代，如同一个完成了使命便失去意义的消耗品。
个体反抗
对比原著，电视剧保留了小说中李善德“运送荔枝”这一主线的同时，增加了郑平安这一原创角色，并构建了他潜入岭南、为左相搜集右相杨国忠贪腐罪证的权谋支线。
与李善德“精于算学、拙于人情”的性格不同，郑平安外表市井圆滑，但在插科打诨中，又多了一份复仇的隐忍。
郑平安
在剧中，郑平安的暗线与李善德争分夺秒运送荔枝的主线，在“骑鲸楼纵火案”“胡商船队香料失踪”等事件中逐步交织，为整体剧情注入悬疑与复杂性。当他感叹“咱这种小虾米，连死都得选时辰”时，这种无力感也和李善德在夹缝中挣扎的处境形成了某种呼应，共同揭示出当时权力结构下个体命运的无奈。
增加配角的故事线描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剧集的厚重感，还有一个代表是岭南掌书赵辛民。
他熟知律法，差点成为“岭南第一个榜首”，但最终却沦为工具。电视剧对这一人物的故事线刻画得十分完整。为了使他对权力的服从更具合理性，剧里为这一人物增加了早年卷入科考舞弊案的背景。他纵火烧船、自嘲“天灾”的一幕，正是其“黑化”的开始，暗示他对结构内部黑暗现实的妥协与冷漠。
赵辛民
另外，胡商苏谅的形象相比书中也更加立体丰满。剧中交代他曾是“长安胡商行首”，后因被权贵设计，损失家产。他孤注一掷资助李善德运送荔枝，本想借此重返长安，然而任务完成后，杨国忠却以“胡商资敌”为由没收其资产，绝望逃亡中的苏谅与李善德决裂，嘶吼出“你们唐人的承诺比荔枝还易腐！”最终被官府查抄后逃亡海上，血本无归。
除了主线人物，剧集还拓展了对底层群体命运的关注。当暴雨冲毁栈道，几位役夫坠崖身亡，空空荡荡的绳索和李善德的一声呐喊，都是这些生命存在过的证明。
侗女阿僮和她族人的荔枝园被砍伐一事也被强化处理，原本上级只命令“砍三十丛”，但层层加码后，最终被毁的是二百丛，其中不少是百年老树。阿僮跪地捧土痛哭的画面不仅是对荔枝园的痛惜，更是对不合理规则的抗议。
《长安的荔枝》剧照
更令人唏嘘的是身份最低微的林邑奴，他在护送途中染上瘴气，临终前把女儿托付给李善德，突显出“盛世之下，小人物的牺牲”这一主题的沉重与真实。
从整体上看，对配角与底层群体的描写，拓宽了观众的共情对象，将故事从李善德个体的绝境求生，延伸为更为广阔的“小人物群像”，使叙事不再局限于单一主角的困境，而是展现当时社会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共振，体现一群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抵抗与挣扎。
当然，改编并非没有遗憾。原著中李善德破解保鲜技术的过程，如“三日香变，四日味变”的试验逻辑，在剧中被压缩，部分削弱了他作为技术型角色的独特价值。
《长安的荔枝》截图
反派杨国忠虽然有权谋形象的刻画，但某些细节略显夸张，影响了角色的真实性。同时，像役夫、驿卒等底层人物虽然承担了“代价”象征，但人物描写仍偏向功能性，缺乏像苏谅那样完整的成长或转变轨迹。
但剧集的最后，李善德的一番思量，仍然具有参考价值。普通人的奋力拼搏，在不透明的“黑幕”与根深蒂固的“规则”面前，其价值往往如同“荔枝之于‘圣人’”“兵鱼符之于右相”，被轻忽、被利用、甚至被碾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