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主角李善德被推上“荔枝使”这一烫手山芋的位置，面临着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他历尽艰辛终于找到可行方案，满怀希望回到长安寻求各部门配合时，却遭遇了官僚体系的集体冷漠与推诿。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唐代官场深层次的运行逻辑，而右相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今年确实是极品，但若是明年续不上了，该如何是好？给圣人办事，不但要求好，更要求稳”。犹如一把钥匙，揭开了百官不愿帮助李善德的真相……
从长安到岭南，五千多里的路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要在如此遥远的距离和短暂的保鲜期内，将新鲜荔枝运到长安，难度可想而知。
李善德为了完成任务，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专业精神。他不辞辛劳地往返于长安和岭南之间，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仔细研究荔枝的品种、储存方式、运输路线，甚至精确到每一匹马的体力、每一个驿站的交接时间。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制定出了一套看似可行的方案。当李善德携方案回长安寻求各部门协助时，却屡屡碰壁。
他先到户部申请资金支持，官员听闻“荔枝使”便满脸嫌弃回避，主事者更将运荔枝与裴耀卿利用的河口方案对比，斥责其为满足贵妃私欲的荒唐事，拒批钱款。
转投兵部寻求运输人力物力支援时，他仍遭敷衍推脱，官员或顾左右而言他，或找借口搪塞，让他数次吃闭门羹。辗转各部门后，他只收获冷漠与拒绝。
绝望之际，李善德在招福寺“偶遇”右相杨国忠，献上转运方案以拉近其与贵妃关系。
右相的一句“好东西一旦送出去，下次要不上来，那就是掉脑袋的事！”道破玄机：百官眼中，运荔枝风险远大于收益——事成功劳或被抢占，事败却需担责，甚至丧命，故而宁可推诿也不冒险相助。
就像李善德的老同学许乐平所说：“我们做监事的，宁可无功、不可有过。我凭什么帮你递这个捅破天的札子？”
这代表了大多数官员的心态。在官场这个讲究明哲保身的环境里，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安稳，而不是如何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对李善德的求助视而不见，任由他在困境中挣扎。
再从更深层次来看，右相送燕窝的细节也能佐证这一观点。右相自己留着品质最好的血燕窝，却把次一点的送给圣人和贵妃。他深知，给上位者提供东西，不但要求好，更要求稳。
如果这次李善德成功把荔枝运到长安，贵妃吃了觉得好，那以后每年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而满足这种需求的难度极大，一旦有哪一年办不到，就是欺君之罪。官员们深知其中利害，所以都不愿蹚这趟浑水。
右相的这句话，也让我们看到了此时大唐官场的黑暗与腐朽。在这个权力至上的世界里，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相互推诿、明哲保身成了官场的常态。
《长安的荔枝》揭示唐代官场核心症结为责任与利益严重失衡：执行者承担全部风险，高层攫取收益。这种结构性不公让右相“求稳不求好”成官场准则，李善德的遭遇便是例证。
首先，李善德实验成功后求支持却孤立无援。若荔枝运成，功劳归右相等高层；若失败，掉脑袋的是李善德这样的执行者。风险与回报极端不对称，理性官员自然不愿涉足高风险任务。
而且，李善德初因不懂“高风险任务需高额利益输送才能获支持”的潜规则碰壁，后将差事给右相并感谢各衙门，事才顺利。这揭示唐代官场残酷现实，也导致国家资源浪费、平民负担加重。
至于右相，他支持李善德却不留证据，成则邀功、败则切割。荔枝运抵长安后，费用由服劳役百姓承担，他借此讨好权贵、充实腰包，将成本转嫁给平民，是权责不对等的极致表现。
剧中展现唐代官僚体系激励机制扭曲，系统惩罚失败却不奖励创新，高层攫利、基层担责，使官僚体系退化为保守推诿的机器。
右相“求稳不求好”成生存法则，正因在责任与利益失衡结构中，“稳”是个人唯一理性选择，这也为盛唐衰败埋下伏笔。
李善德这样一个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保住自己和女儿性命的小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
不过，李善德并没有被这种黑暗的官场现实打败。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商人苏谅和峒女阿僮的帮助下，最终还是成功地将荔枝运到了长安。
但这一过程中，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看到了太多官场的丑恶和底层百姓的苦难，这也让他在完成任务后，毅然选择离开了这个让他失望透顶的官场。
《长安的荔枝》通过李善德的经历，以小见大，展现了大唐官场的众生相，而右相的这句话，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理解这个复杂官场生态的大门。
它让我们明白，在权力的游戏中，利益和风险的权衡往往决定了人们的行为，而那些真正为了理想和正义努力的人，往往要经历更多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