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在代表西语电影最高荣誉的戈雅奖上，西班牙电影《47路巴士》横扫了第39届的全部提名，并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大奖。
经由上海国际电影节“世界万象”展映单元，我二刷了这部西班牙年度电影，一个简单粗暴的感受是，可以把它看作西班牙版的《我不是药神》。
不过，相比于文牧野初出茅庐的成名作，《47路巴士》更加成熟，也更具层次，导演兼编剧之一的马塞尔·巴雷纳本就擅长拍摄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故事，而这部40多年以来最卖座的加泰罗尼亚语电影，同样来自真实事件改编。
巴塞罗那郊区原是移民聚集地，无人问津，断水断电，居民上下山只能徒步。纵然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市政厅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肯增设公交线路。47路公交司机曼诺洛·比塔尔忍无可忍，决定用行动改变所在社区的命运。
从批片引进的角度，虽然西语电影较少见诸国内银幕，但该作对于制度性歧视、社会公平和历史创伤的刻画，足以令大多数中国观众共情；其完成度之高，更令我毫不担忧它做院线发行的市场前景。
不同于近年我国电影对现实题材的处理，《47路巴士》的主题并不扁平，而是被西班牙20世纪的历史纵向贯穿。就像片首女声旁白交代的那样，这个故事不仅关乎她的家庭，也关于她的邻里、她的城市和她的国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特区的难民，为了躲避战后的饥荒与地主的压迫，大量涌入巴塞罗那、巴斯克、马德里等经济发达的工业城市，巴塞罗那东北郊的男爵塔便是聚集地之一。移民迁徙至此，在市郊购买土地，用水泥木板自建房屋。
｜曼诺洛和妻子在巴塞罗那移民聚居的边缘社区男爵塔的生活
影片的第一幕，便是一场扎实的生存危机：军政府的警察骑着高头大马，天刚亮就赶来搞强拆。当时的法律规定，新建的棚屋破晓前必须有顶，否则当局就可以将其拆除。
镜头在表现国家机器的压迫感时，用了两个停顿。
一处是警官奥尔特加的侧脸特写，执法队伍不紧不慢地行进，而另一边的移民却在紧锣密鼓地盖房，它暗示了节奏完全由前者掌控——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到，只要看不到屋顶，就随时可以砸毁未完成的棚屋，令后者的一夜劳动前功尽弃。
另一处是警察令移民们停手时，大家便立刻放下活计，统统靠边站了，而仍在动工的曼诺洛则被奥尔特加喊出来单独问话。
两人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当主人公质疑奥尔特加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时，奥尔特加回了三个字——“比你是！”
姜文曾经提到，好的电影台词需要琢磨，不能像白开水一样，而奥尔特加此处的回应就属于这类好台词，它完全不是在讲理，却令人无法继续辩驳——毕竟前者连房顶还没盖好，后者已经披上一身制服。
紧接着，奥尔特加便以“维护法律”为由砸毁了尚未加顶的棚屋。在这种极端压力下，曼诺洛意识到，大家分别盖房子，天亮前谁也盖不完，但大家集中力量每夜盖一户，就能把所有人的房子相继盖起来。
得益于这一提议，人们保住了男爵塔，并在此后将棚屋升级换代，形成社区。电影中段，当奥尔特加作为不速之客再次造访曼诺洛家时，还专门指着头上说了一句略含恐怖意味的话——“这确实是个屋顶。”
当然，有了立锥之地，不代表移民可以真正立足。
电影中有一处细节，当曼诺洛叼着烟斗站在公交站牌等车，他身后是一张克鲁伊夫的海报。这位后来的巴萨教父，在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巴塞罗那最耀眼的城市名片。
而在公交车上，戴眼镜的律师跟他诉说前一天巴萨的比赛时，主人公却回了一句：“我是梅里达的球迷。”这样一个足球范畴区分主队的细节，暗示了作为移民的他与这座城市无法弥合的距离感。
在《47路巴士》中，墙上的霉斑出现了三次。
霉斑第一次出现时，曼诺洛用家庭合照将它遮了起来；第二次出现，它在墙壁继续扩大，直到渗出相框；最后一次出现时，它已经覆盖了整个相框范围。
无法掩盖的霉斑，既象征着困境的如影随形，也喻指被搁置的问题终会浮出水面。
男爵塔虽然成了巴塞罗那的钉子户，但管理者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这里终日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挖掘基本靠手，不仅停水停电是常态，翻山越岭更成了居民外出的必修课。
电影后段，当曼诺洛向巴士公司的工会主席申请开线路时，指着巴塞罗那地图之外的部分说道：“男爵塔是巴塞罗那的一个社区，但你在地图上找不到。”
1978年，身为47路公交车司机的曼诺洛·比塔尔劫持了自己工作的班车，载客驶进男爵塔，用行动证明公交可以开上山。他的匹夫一怒，不仅令男爵塔终于开通了站点，也令其他郊区一起纳入交通版图，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
电影还原了这位社区英雄“搞事情”的因果，当他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困难、申请线路时，遭遇了公职人员不计其数的踢皮球和漠视。
如棚屋街道过于狭窄，公交车进不去；如道路未经修缮，存在安全隐患；如在偏远地带开设站点，十分不经济；如现在不是选举周期，没人关心这事。
对住在市区里的人来说，他们既不知道男爵塔在哪儿，也不知道这种地方谁会想去，因此在这里设公交站点毫无必要。
可对于“五环外”的居民来说，答案不言自明，她们白天下山为这座城市服务，晚上再长途跋涉赶回家——“谁会想去那里，是那些每天从山上下来的人。”
曼诺洛在47路工作了二十年，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忍耐，片中促成人物弧光转变最重要的因素，是好友菲利平的惨死。
小卖部老板菲利平死于一场火灾，邻里奋力救火，无奈水龙头常规性地失灵，赶来的消防车由于不熟悉地形，卡在山脚下的大坑里，直到菲利平被烧得家毁人亡。
这场意外过后，主人公极为触动，早年他盖房缺钱，正是前者帮他买了水泥。
菲利平是男爵塔居民中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一位，电影对他的着墨不多，但每一笔都很传神。
其一，菲利平可以分辨不同方言。
其二，他会召集社区居民开会讨论。
其三，去市政厅外墙涂鸦抗议。
其四，不定时用投影仪给大家放露天电影，虽然市区上映的是好莱坞大片，而他只能放老片。
作为小镇的理想主义者，菲利平的日常抗争如同飞蛾扑火般无奈。
电影第一次呈现曼诺洛进城上班时，碰到菲利平和卡车司机因为山脚的坑而吵架（也正是这个坑，后来挡住了消防车），司机用加泰罗尼亚语骂他，菲利平告诉他自己听得懂。
虽然嘴上没输，但司机直接撂挑子，菲利平还得把水泥搬上去。曼诺洛走入巴塞罗那的繁华街区时，留下了菲利平不堪重负的背影。
这种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相处的窘境，黄建新的“城市三部曲”里表现过，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也表现过，王志文饰演的钢琴老师和邻居大妈因蜂窝煤堆放的顶牛，就与菲利平同卡车司机的拌嘴如出一辙。
涂鸦抗议过后，菲利平说要让巴塞罗那看到男爵塔，要想办法发光发亮，迎接他的便是一阵无妄的火光。同样的反高潮叙事，在电影中还有多处，既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戏剧性，又在拒绝煽情俗套的同时增加了真实感。
如曼诺洛和女儿谈心时刚刚说出一句“你可以离开你出生时的土地，但那片土地永远在你心中”，便被邻居打断，后者提醒他菲利平去涂鸦了。
如曼诺洛在议会厅才对着空气发表了一番慷慨陈词——“尊严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水、电、交通、邮局、医保和公共教育”——便因议员们的进入而胆怯离场，还被一个老迈的议员吩咐倒杯水。
如片尾警察将曼诺洛在大庭广众之下带走时，上一秒山呼海啸的居民，下一秒便集体陷入沉默。没有揭竿而起的漫画感，而是重复了《五人墓碑记》的剧情：内心深明大义，外在却无动于衷。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处理：如果人们有长期被压迫的经历，实际上是不敢反抗的。因为以卵击石的代价，他们从上一辈起已经太熟悉了，这种感觉已经内化，内化到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
影片穿插了大量纪录片素材
《47路巴士》中有一段点题的台词，父亲告诉女儿不要进行无谓的牺牲：“你不知道他们怎么对待我们这些人。”
女儿的回复同样掷地有声：“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什么。”
每一个后现代的隐患，都对应着前现代的源头。要理解乔安娜的这一追问，得回到片中经由曼诺洛之口道出的佛朗哥名言——“你要么是长枪党，要么就不是。”
面对那位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措辞滴水不漏、实事一点不办的职业政客，曼诺洛对佛朗哥的援引可谓神来之笔，它既调侃了前右翼政府雇员的华而不实，又暗讽了西班牙社会转型的徒有其表。
西班牙虽然从军政府转入了民主制，但过渡时期撑台的还是这些人，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转型总要伴随遗毒与阵痛，那些与独夫妥协的历史时间尤其如此。
纵观世界现代史，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
作为前西班牙元首，他周旋于德意英美之间，令西班牙奇迹般地远离了二战；作为手握重兵的法西斯分子，他在内战中粉碎了西班牙的共和梦；作为长枪党党魁，他在战后确立了威权政体，压制了一切异见；但在晚年，他又亲手培养了年轻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令其接受民主思想，并将权力和平移交到国王手中。
一种观点认为，佛朗哥在任内做了西班牙的“保姆”，他是西班牙君主立宪制的奠基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与没有经历过威权政体的欧洲国家相比，西班牙民主化后的社会问题之所以堆积如山，正是来自政治传统上的路径依赖，即佛朗哥长期执政带来的政治腐败、官僚主义和贫富差距，构成了西班牙社会转型的负面遗产。
而对电影的主人公来说，他们的人生更多是被这类负面遗产吞噬，不同于年轻人少有历史包袱，他们是被威权阴影笼罩的一代，他们饱含屈辱，但也愈加坚韧。
片中有一幕，女儿乔安娜埋怨为何当初不把房子建得离基础设施更近，观众看到这里都会觉得她太不懂事，但实际上，那是她当时太小，不记得父辈如何凭借一砖一瓦白手起家，不知道移民群体面临右翼鹰犬时的险象环生。
而主人公之所以不愿意离开生存条件艰难的男爵塔，除了这里是他们亲手建起来的，也要归因于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自己已经从故乡被驱赶过一次了，如果继续退让，那种被侮辱的宿命似乎就难有尽头。